“追赶声音”
      据统计，声音传播的速度是每分钟平均200个汉字。伶牙俐齿者，如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宋世雄，一分钟可达230-250个字。200个字是什么概念？一分钟击键400下！从生理学角度讲，这个数字是个不可逾越的极限。因而，想在同一时间内把人说的话变成文字，几乎是科学幻想。
      然而，这个幻想真的就成为了现实！
      前些时候，笔者参加了北京科学会堂举行的一次科学论证会。只见在会议报告人身旁坐着一个文静秀气的姑娘，灵活的十指在一台黑色机器的键盘上跳动。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报告人一一回复。会议刚刚结束，只见那姑娘把一沓整齐的稿纸递给报告人。原来，报告人的讲话和讨论情况一一记录在案，跃然纸上！
      不久前，九三学社中央举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随着黑色的机器上跳动的键盘，发言人的声音通过投影大屏幕还原成文字。人们的耳朵和眼睛，在同一时间感受着同一内容，让人惊诧不已，真好像走进了科幻世界。
      这个可以“追赶声音”的神奇的物件，就是唐亚伟发明的“亚伟速录机”。
      1994年5月，北京计算机交易会上，一种名为“亚伟”的国产速记机引起了专家的重视。“亚伟中文速录机”一经面世，就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渗透到我国信息领域的各个角落。它填补了我国“实时听打录入”领域的空白，同时大大提高了汉字看打录入速度，减轻了工作强度，很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亚伟速录广泛适用于各种办公领域。如：政府部门、各行各业办公会议现场记录、大屏幕投影；社会各界讨论会、研讨会现场记录；法庭开庭记录、证人证词记录、辩护词、法庭辩论记录、审讯犯人、嫌疑犯记录；新闻文字处理、高校整理录音带；起草文件、翻译；新闻发布会网络直播、网站嘉宾访谈；外交、公务、商务谈判全程记录；新闻记者采访记录、现场报道发稿远程记录、电视台节目配字幕；作家、文字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作品、论文口授录音记录；讲座、演讲、串讲内容记录……
      一个电视剧组请七八个剧作家侃剧情，侃结构设计，请速录员记录下来进行编排；有一位作家用录音机录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拿着录音带请速记员帮助整理出来，说这是他写的最快的一部长篇小说，只用了5天时间；北京是一个区的税务所，往年一到开会，2000多人在一起，记录记不全，许多个体户听也听不懂，效果不好，后来请了速记员，一个会开下来，领导讲了什么，纳税户有什么意见？材料一人一份，清清楚楚……

      百年求索
      翻开人类文字记录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从公元前63年开始，罗马元老院已经使用速记了。我国的汉语手写速记是从1896年开始的，那时候把速记叫做“快记”。
      时光如梭。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把信息记录的方式一步步从手写速记发展到机械速记和电脑速记。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开始使用电脑速录机。1973年基辛格访华时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用手指点击键盘就可以完成速录工作。周恩来总理看后当时非常感兴趣，休息时，他鼓励身边工作人员尽快制造中文速录机：“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实现总理这一遗愿的，就是唐亚伟。
      唐亚伟原名恭汉，生于1915年，湖南衡山人。唐亚伟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半个世纪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没想到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竟成为他人生的选择。
      唐亚伟每天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他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最新速记学原理，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4年他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1938年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这项发明开了中文速记之先河。
      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致力于举办速记讲习班，推广函授教学。1942年春，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1945年，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冯玉祥将军发表了题为“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的演讲，结合军事致胜中“迅速、准确、秘密”的3个特点，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他说：“我主张每个小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
      解放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各部委办都有速记员。亚伟速记学校，北京有总校，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香港都有分校。1955年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我国的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外交部特别重视速记，部内还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党和国家对速记事业十分重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闪光灯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了，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较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员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员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总理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度激活了唐亚伟富于自主创新的潜质，花甲之年的他又焕发了青春。他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速记知识，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完成了《打字速记法》、《ABC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相关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汉字高速录入”和“速记电脑化”是两个在世界上公认的难题，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必将遇到上千种基于西文标准键盘的汉字编码方案（一般工作速度均在70字/分钟左右），虽然这些方案解决了部分汉字的录入问题，但从最终效果看，对于“实时听打录入”和“高速看打录入”无法胜任。
      从1993年起，唐亚伟就进行研制电脑速录机。他的家里成了实验室。硬件上用木制键盘、塑料键盘、铁制机壳。另一方面，在软件上的配合，也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开发。他运用多键并击的办法把12个键子结合起来，几个手指配合使用，形成很多不同的变化，而且要找到与手指配合的最便利的词频参数，经过多次调整、合理安排，才在12个键中打出400多个音节，完善地构成了汉字的组合。
      速录机的多键并击，一下按几个键，双手并击，一击出现两个汉字。这种多指并击的方法在生理上是完全可能的，弹钢琴就是一例。我们用拼音的方法，左右对称的键盘，一手可以打出一个声韵结合的汉字，两手并击，一下打出两个汉字，即一个双音词。速度很快，完全可以跟上语言的速度，甚至可以在看打录入的时候，每分钟超过200字以上。一个人讲话每分钟大约是180字左右，速录机完全可以胜任，从而彻底解决了“汉字高速录入”和“速记电脑化”这两个在世界上公认的难题。
      在编码攻关的日子里，唐亚伟或是在斗室里钻研试验，或是骑着自行车到图书馆查询资料，到中关村电脑界“弄潮”，犹如年轻人一般在奔波。
      天道酬勤。在艰难、坎坷的探索中，唐亚伟终于创造了一个神话--“文字超音速”--一个现代科学的神话。